公共管理学报

治理刚性与发展韧性之间的张力如何催生治理创新？——乡村振兴战略下制度张力的调适机制

资源约束型乡村产业新内源发展的过程与机制——基于“政府-市场-集体”协同视角的案例研究

何以落地生根：乡村治理积分制有效实施的影响因素与机制——基于多案例比较的计算扎根分析

复杂网络演化博弈视角下区域政策网络的联盟互动与策略演化——基于成渝地区的经验解释

制度化共治：经开区与行政区空间协同治理的演进逻辑——基于C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过程追踪研究

经营性治理：县级政府何以平衡复杂发展任务的绩效与风险——基于A县乡村旅游发展的案例分析

作为国家与社会的“接点”，县级政府面临着“谋发展”与“保稳定”的双重约束，其如何在复杂发展任务中平衡绩效创造与风险管控，是理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议题。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旅游资源与地方社区深度交织使得村庄整体成为经营对象，任务推进因而持续卷入利益重组和秩序维系问题中。本文以A县乡村旅游开发十七年实践为个案，运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法，从制度结构、行动情境与行为调适的关系出发，分析县级政府如何在双重约束下调整行动策略。研究发现，面对治理成本边际递增与风险显性化的压力，县级政府从初期的“全面介入”转向“有限退出”，最终形成了“经营性治理”模式。该模式通过集中核心经营权实现村庄资源的资产化增值，利用收益结构重组实现财政汲取与民生发展的兼容，并将微观事务治理责任社会化以维系村庄秩序。经营性治理本质上是县级政府在无法剥离资源的社会属性时，将市场经营逻辑与社会治理逻辑深度嵌合的制度适应，虽然在短期内实现了稳定均衡，但也面临公共性流失与社会发育内卷化的隐忧。

互嵌式治理与动态行政空间重塑——磨憨“边境飞地”治理逻辑

本研究聚焦中国首个“边境型飞地”——磨憨跨境经济合作区，探讨其在边境治理创新中的实践与理论贡献。研究发现，磨憨通过“边境+省会”的飞地治理模式，实现了跨国互嵌、省际互嵌与制度互嵌，重塑了边境治理的空间结构，推动边境治理从“静态领土控制”向“动态尺度重构”转型。在跨国层面，磨憨通过双边政策叠加与联合机制，促进了中老两国资源的高效流动与制度协调；在省际层面，省会城市托管引入的治理资源与产业资本，弥补边境政府能力短板；在制度层面，清单式赋权与扁平化行政架构共同提升了决策与执行效率。通过上述三个层面的互嵌协同，“边境飞地”治理模式有效解决了传统边境治理中的尺度困境、政策冲突和“任务-能力”错配问题，实现了治理尺度的“软边界化”，为边境地区提供了灵活、高效且具有适应性的治理实践样本。

会议何以帕金森：科层制组织中的会议棘轮效应——以X市2026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筹备工作为例

会议本是科层制组织最常规的协调工具，却在治理实践中普遍存在着规模持续膨胀且难以逆转的现象，进而内在侵蚀着组织运行效率。基于对X市世预赛筹备工作中会议现象的深度个案研究，本文提出“会议棘轮效应”的核心概念，并对会议如何及为何走向自我增殖的动态演进过程进行剖析。研究发现，会议棘轮的运转经历了“启动-加速-止逆”三个阶段：政治势能与高压目标的注入启动了会议程序，责任传导与议题裂变推动了会议加速，路径依赖与成本沉淀最终锁定了会议规模。进一步看，会议棘轮效应主要由动力机制与锁定机制构成，其中，合法性构建、风险规避与注意力吸引三重压力驱动组织持续选择会议作为应对策略；路径依赖下的组织惯例固化则将会议策略选择锁定为难以逆转的制度形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拓展了帕金森定律的解释边界，揭示了科层制组织结构膨胀与过程膨胀的关系，为理解现代压力型体制下的科层制组织机构膨胀现象提供了更为立体的解释框架。

智能政务技术吸纳中的风险生成与消解—J区数智驱动营商环境优化案例考察

随着数智技术在政务服务领域的深度嵌入，新兴风险随之伴生并日益凸显。在确保服务可及性与稳定性的前提下有效防范并化解风险已成为当前的紧迫议题。本文运用J区数智驱动营商环境优化改革案例，按照“智能情境细化-风险认知预见-组织行动机制”的解释逻辑展开深度探索。研究发现，在不同智能政务技术吸纳场景中，地方官员对新兴风险展现出较强的前瞻感知能力，并从技术风险中推演行政风险。为系统性消解上述风险，政府围绕资源编排、结构调整与制度完善三个维度展开行动，其核心机制依次表现为技术中枢承载夯实稳健性、政企责任分散彰显冗余性、人机价值共创催生学习性。据此，本文构建了“双元互馈韧性”能力生成的理论框架，将韧性内涵分别嵌入干部认知层面的“预期韧性”与组织行动层面的“演进韧性”之中，以呈现政府风险治理的完整图景。研究不仅丰富了行政组织数智风险治理的理论谱系，亦为政务服务技术吸纳与效能提升提供了可参考的学理支撑。

算法—情境冲突下基层人机协同中的策略性调适——基于Y市S镇秸秆禁烧的案例分析

人工智能（AI）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应用不断推动着基层治理数字化的深度转型，也引发人机协同的问题。本研究旨在揭示算法标准化逻辑与基层复杂情境之间的冲突机理及缓解机制，基于“技术与制度的双重调适”理论框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以Y市S镇秸秆禁烧实践为分析对象，系统考察了人工智能应用引发的责任失衡与基层应对策略。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强化了纵向问责，提升了处置效率，但也造成算法与治理情境的紧张关系。催生出基层干部的策略性应对行为，包括人工复核下的证据化叙事、技术操作权下放下的人机赛跑及时段性默契下的差异化运作等。这种策略性人机调适模式虽然能修正技术偏差，缓解多重责任压力，但由于并未改变制度偏差，而蕴含着数字形式主义与算法规则虚化等风险。在人工智能不断嵌入基层的背景下，需要建构规范化的调适机制以实现有效的人机协同。本研究不仅为分析中国特殊情境下人工智能嵌入基层治理的具体机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反思我国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政策文献量化研究:公共政策研究的新方向

本文厘定了政策文献量化研究的概念和范畴,政策文献量化研究将内容分析法、文献计量、网络分析、图论、知识图谱等相关研究方法引入政策分析领域,并根据政策文献内容与外部结构要素的特性,对相关量化研究方法进行拓展与创新,从而实现政策文本内容语义的编码分析、以及对大样本量、半结构化政策文本的计量分析,揭示政策主题的变迁、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组合、政策过程的主体合作网络等公共政策研究问题。并运用政策文献量化研究,结合质性研究方法,对政策变迁、府际关系、政策关联等进行了研究示例,可实现对质性研究的判断进行补充、验证与完善,可进行客观、可重现、可验证的公共政策分析。

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源起、架构与研究问题

政府绩效管理兴起二十多年来,已由西方国家应对财政和信任危机、提高行政效率的工具拓展为各国政府改革和创新的重要内容,新公共管理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优势在其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但其理论缺陷和实践中的困惑,特别是在公共价值方面的冲突使学术界的探索从未停止过。本文通过对中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实践案例考察,从制度变迁和公共行政学术史两个层面的质性研究,提出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体系框架。文章首先从"公共性"、"合作生产"和"可持续"三个方面对新公共管理背景下的政府绩效管理进行了反思,认为公共价值对政府绩效合法性具有本质的规定性。其次,初步论证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的两个基本命题——政府绩效是一种社会建构、产出即绩效;认为只有来源于社会的政府绩效才能获得合法性基础,也只有根植于社会的政府绩效才能产生其可持续提升的需要,这是政府绩效管理的根本动力;而在政府绩效价值建构基础上的科学管理,才能保证政府产出与社会需求的高度一致,充分体现科学管理的价值。再次,从这两个基本命题出发,以价值管理和管理科学理论为基础,构建起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模型,并对模型中政府绩效的价值建构、组织管理和协同领导系统等主要内容进行了阐述。最后,从模型如何"落地"、政府绩效管理的价值分析和研究拓展等方面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网络治理:公共管理的新框架

近年来,网络治理是西方国家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前沿课题,网络治理的理论主张、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是文章的研究中心。在疏理和整合当前网络治理研究的基础上,文章指出,政策网络理论与治理理论的结合,促成了行动者中心制度主义和管理复杂网络两种流派的形成,倡导网络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致力于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和互利互补的合作;网络治理的治理结构是不同于市场(自愿)与科层(强制)的复杂结构,网络是一个有着共同价值诉求的自组织系统,它不同于市场中自愿的个体行为,又不同于科层的命令服从体系;网络治理的治理机制在于信任机制和协调机制的培育,信任机制是网络的运作基础,其地位类似于市场的价格机制或科层的权威机制,而信任机制的落实,又需要回到协调机制的构建上,只有在价值协同、信息共享以及诱导与动员等方面建立起良好协调机制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培育起成员间的信任关系以及成员与集体之间的信任关系,最终实现互利互惠的合作。

用文献计量研究重塑政策文本数据分析——政策文献计量的起源、迁移与方法创新

政策文献计量是一种量化分析政策文献的结构属性的研究方法,该方法将文献计量学、社会学、数学、统计学等学科方法引入到政策分析中,以揭示政策主题、目标与影响,政策主体的合作模式,以及政策体系的结构与演进。政策文献计量起源于文献计量,但不止是文献计量方法在政策文献中的迁移(如时间序列分析、共词分析、网络分析等),也是对文献计量方法的创新(如参照分析、分布规律、知识扩散等)。政策文献计量适用的研究问题包括:政策分布特征(包括时间分布、效力级别分布、文种分布等)、政策主题变迁、政策主体合作模式、政策体系的结构与演进等。从研究方法上看,政策文献计量属于描述性推论,即利用观察值来推导难以直接观察到的结论。最后,总结了政策文献计量的优势与劣势,并展望了发展趋势。

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居民的垃圾分类与回收关乎城市的治理水平,也是破解当前我国"垃圾围城"困境的出路。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是以发达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且基本上是国外文献,国内相关研究匮乏。本文针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重新建构更加系统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探讨影响我国城市垃圾分类的宏观政策层面和微观个体层面的各类因素。基于HZ市JB街道7个社区的大样本分析,一方面验证了分析框架的有效性,为实证分析严重不足的国内研究提供了文献上的补充;另一方面,识别了非正式回收系统,并论证了其在城市垃圾分类中的积极作用,完善了既有的理论模型,增强了模型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本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而且相关结论与建议对面临垃圾分类与回收困境的地方政府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居民的垃圾分类与回收关乎城市的治理水平,也是破解当前我国"垃圾围城"困境的出路。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是以发达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且基本上是国外文献,国内相关研究匮乏。本文针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重新建构更加系统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探讨影响我国城市垃圾分类的宏观政策层面和微观个体层面的各类因素。基于HZ市JB街道7个社区的大样本分析,一方面验证了分析框架的有效性,为实证分析严重不足的国内研究提供了文献上的补充;另一方面,识别了非正式回收系统,并论证了其在城市垃圾分类中的积极作用,完善了既有的理论模型,增强了模型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本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而且相关结论与建议对面临垃圾分类与回收困境的地方政府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政策文献量化研究:公共政策研究的新方向

本文厘定了政策文献量化研究的概念和范畴,政策文献量化研究将内容分析法、文献计量、网络分析、图论、知识图谱等相关研究方法引入政策分析领域,并根据政策文献内容与外部结构要素的特性,对相关量化研究方法进行拓展与创新,从而实现政策文本内容语义的编码分析、以及对大样本量、半结构化政策文本的计量分析,揭示政策主题的变迁、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组合、政策过程的主体合作网络等公共政策研究问题。并运用政策文献量化研究,结合质性研究方法,对政策变迁、府际关系、政策关联等进行了研究示例,可实现对质性研究的判断进行补充、验证与完善,可进行客观、可重现、可验证的公共政策分析。

用文献计量研究重塑政策文本数据分析——政策文献计量的起源、迁移与方法创新

政策文献计量是一种量化分析政策文献的结构属性的研究方法,该方法将文献计量学、社会学、数学、统计学等学科方法引入到政策分析中,以揭示政策主题、目标与影响,政策主体的合作模式,以及政策体系的结构与演进。政策文献计量起源于文献计量,但不止是文献计量方法在政策文献中的迁移(如时间序列分析、共词分析、网络分析等),也是对文献计量方法的创新(如参照分析、分布规律、知识扩散等)。政策文献计量适用的研究问题包括:政策分布特征(包括时间分布、效力级别分布、文种分布等)、政策主题变迁、政策主体合作模式、政策体系的结构与演进等。从研究方法上看,政策文献计量属于描述性推论,即利用观察值来推导难以直接观察到的结论。最后,总结了政策文献计量的优势与劣势,并展望了发展趋势。

共享单车:互联网技术与公共服务中的协同治理

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出现给传统公共服务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提供了机遇。在我国,城市交通"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需求和移动支付、GPS卫星定位等技术催生了一种世界首创的新兴出行方式——共享单车,推动了政府主导的公共自行车服务向市场主导的共享单车服务的彻底转变。共享单车在回应公民需求,带来出行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了停放秩序、用车安全、交通规划、市场竞争、押金管理风险等问题,为城市治理带来极大挑战。通过对共享单车发展现状及其深层次管理问题的分析发现,政府需要解决规则制定、行业监管、基础设施配套、政策引导等问题,形成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治理,从根本上解决"最后一公里"的世界性难题,推进城市现代交通体系建设。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研究:回顾与前瞻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命题的提出,大大激发了学术界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研究的兴趣。本文从研究背景、基本概念、研究发展脉络和主要研究问题等方面对目前国内外有关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与评述,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