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学报

治理刚性与发展韧性之间的张力如何催生治理创新？——乡村振兴战略下制度张力的调适机制

资源约束型乡村产业新内源发展的过程与机制——基于“政府-市场-集体”协同视角的案例研究

何以落地生根：乡村治理积分制有效实施的影响因素与机制——基于多案例比较的计算扎根分析

复杂网络演化博弈视角下区域政策网络的联盟互动与策略演化——基于成渝地区的经验解释

制度化共治：经开区与行政区空间协同治理的演进逻辑——基于C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过程追踪研究

“治理接点”：农村网格重塑国家与社会联结的实践机制研究——基于鄂西G村的个案研究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有序下沉与基层社会的有效承接机制构建，是当前乡村治理的核心命题。本文基于鄂西G村的农村网格实践，提出“治理接点”概念，用于分析国家在权力下沉过程中如何与社会交互、重塑国家与社会联结，以发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独特价值。研究发现，网格通过对村庄空间、组织与主体三个维度的再组织实现了治理创新：其一，网格治理单元与社会生活单元的边界耦合，重构了治理的空间边界，为网格的有效运转提供了治理资源与认同基础；其二，网格嵌入到国家与社会的多重组织之中，实现了行政吸纳与自治激活的双向功能贯通；其三，网格依托与其角色功能契合的村庄内生治理主体与以村为主的管理模式，充分释放主体能动性。农村网格这一“治理接点”，为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稳定联结提供新的实践方案。

政务服务转型中数字科层制的生成逻辑——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跨省转移为例

数字科层制是理解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既有研究尽管已关注到数字科层制这一现象，但对其内在的生成逻辑缺乏深度阐释。基于此，本文从数字技术与科层组织的互构关系出发，构建了“权力-层级-边界”（PHB）的分析框架，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跨省转移为案例，深度剖析数字科层制的生成逻辑与运作机制。研究发现：一方面，数字技术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革新了科层组织，表现为技术权力介入催生的科层权力部分隐遁、中层变革引发的结构扁平化趋势以及边界柔性促成的数据共享优化，从而形成了“科层数字化”；另一方面，科层组织的韧性亦反向形塑了数字技术，表现为技术平台被权力返场规制管控，数据流通受层级秩序限制裹挟，数据共享为部门边界中断阻碍，从而形成了“数字科层化”。正是“科层数字化”与“数字科层化”的相互建构与双向形塑，共同衍生出兼具技术赋能优势与科层组织韧性的复合治理新形态，即数字科层制。本研究基于权力、层级与边界的三重核心要素，深刻揭示了数字科层制的运行逻辑与内在张力，发展了面向中国治理实践的数字科层制理论，这对进一步推动中国政务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有着重要启示。

面向智能社会的公共管理研究议程：新对象·新方法·新理论

智能社会的到来正在重塑公共管理知识生产的经验条件、方法结构与理论来源。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多智能体系统、数字孪生与政策仿真等智能技术的深度嵌入，使公共管理研究面对的对象不再只是政策文本、行政组织、经验案例和统计数据，而是由数据、算法、模型、智能体、制度规则与公共价值共同构成的复合治理场景；研究方法也不再局限于经验归纳、变量检验和案例追踪，而是转向语义建模、计算表征、机制抽取、智能模拟、模型验证与人工校准相结合的复合方法谱系；理论生产则从解释“世界为何如此”，进一步走向解释“世界将如何变化”以及“治理秩序如何被设计”的前馈性知识生产。本文围绕“新对象、新方法、新理论”三条主轴，阐释智能社会对公共管理研究单元、方法结构、解释机制与理论来源的重构作用，并提出四项研究议程：（1）建立智能治理场景研究体系，把分散案例转化为可积累理论；（2）建构智能政策过程研究，使政策科学走向前馈治理；（3）制定人机协同研究规范，重建智能社会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可信度；（4）推进公共价值与自主知识体系研究，使中国智能治理经验能够生成可与世界对话的理论贡献。本文旨在为智能时代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主体性、方法创新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概念框架与议程坐标。

内动外联：资源匮乏型村庄新内生发展的过程与逻辑——以浙西G村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部分资源匮乏型村庄仍面临自主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基于对新内生发展理论的反思，研究提出“内动外联”分析框架，并以浙西G村为典型案例，揭示了其“内部启动-向外借力-资源激活”的发展历程以及核心机制。在社会资本、政治资本与市场资本长期匮乏的条件下，村庄通过公共领导力培育实现内部动员的组织化，进而有效整合内部资源；通过政策信用积累实现外部联结的制度化，进而精准对接外部资源；通过社会创业实现产业经营的可持续，进而系统激活内外资源。研究认为，资源匮乏型村庄无法单纯依赖内源力量或外部输入实现发展，而需要在“内动激发外联、外联赋能内动、内动外联互促”的持续互动中动态建构发展动力。这一框架深化了对新内生发展的理论认知，也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实践启示。

数字政府中科层权力的“渗透性”运作及重构逻辑

数字技术对政府科层体系的嵌入，不仅是工具层面的效率革新，也深层改变了权力的配置方式与运行规则。本文在整合经典权力理论与数字权力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该框架将“渗透性”界定为数字时代政府科层权力运作所呈现的关键特征，并从“结构-过程”双重维度揭示其生成机制与重构效应：数字技术通过信息、决策与执行三重机制，使权力运作呈现出渗透性特征，这一特征进而引发权力基础、决策权威与执行关系的结构性重构，最终产生了隐匿性、预测性与精准性的治理效应。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通过“渗透性”这一中层概念，整合SCOTT清晰化与ZUBOFF预测性控制的理论视角，将其置于科层组织内部运作的具体情境中，揭示了数字时代政府权力运作从显性规训向隐性渗透转型的内在逻辑。

政策文献量化研究:公共政策研究的新方向

本文厘定了政策文献量化研究的概念和范畴,政策文献量化研究将内容分析法、文献计量、网络分析、图论、知识图谱等相关研究方法引入政策分析领域,并根据政策文献内容与外部结构要素的特性,对相关量化研究方法进行拓展与创新,从而实现政策文本内容语义的编码分析、以及对大样本量、半结构化政策文本的计量分析,揭示政策主题的变迁、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组合、政策过程的主体合作网络等公共政策研究问题。并运用政策文献量化研究,结合质性研究方法,对政策变迁、府际关系、政策关联等进行了研究示例,可实现对质性研究的判断进行补充、验证与完善,可进行客观、可重现、可验证的公共政策分析。

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源起、架构与研究问题

政府绩效管理兴起二十多年来,已由西方国家应对财政和信任危机、提高行政效率的工具拓展为各国政府改革和创新的重要内容,新公共管理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优势在其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但其理论缺陷和实践中的困惑,特别是在公共价值方面的冲突使学术界的探索从未停止过。本文通过对中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实践案例考察,从制度变迁和公共行政学术史两个层面的质性研究,提出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体系框架。文章首先从"公共性"、"合作生产"和"可持续"三个方面对新公共管理背景下的政府绩效管理进行了反思,认为公共价值对政府绩效合法性具有本质的规定性。其次,初步论证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的两个基本命题——政府绩效是一种社会建构、产出即绩效;认为只有来源于社会的政府绩效才能获得合法性基础,也只有根植于社会的政府绩效才能产生其可持续提升的需要,这是政府绩效管理的根本动力;而在政府绩效价值建构基础上的科学管理,才能保证政府产出与社会需求的高度一致,充分体现科学管理的价值。再次,从这两个基本命题出发,以价值管理和管理科学理论为基础,构建起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模型,并对模型中政府绩效的价值建构、组织管理和协同领导系统等主要内容进行了阐述。最后,从模型如何"落地"、政府绩效管理的价值分析和研究拓展等方面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网络治理:公共管理的新框架

近年来,网络治理是西方国家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前沿课题,网络治理的理论主张、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是文章的研究中心。在疏理和整合当前网络治理研究的基础上,文章指出,政策网络理论与治理理论的结合,促成了行动者中心制度主义和管理复杂网络两种流派的形成,倡导网络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致力于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和互利互补的合作;网络治理的治理结构是不同于市场(自愿)与科层(强制)的复杂结构,网络是一个有着共同价值诉求的自组织系统,它不同于市场中自愿的个体行为,又不同于科层的命令服从体系;网络治理的治理机制在于信任机制和协调机制的培育,信任机制是网络的运作基础,其地位类似于市场的价格机制或科层的权威机制,而信任机制的落实,又需要回到协调机制的构建上,只有在价值协同、信息共享以及诱导与动员等方面建立起良好协调机制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培育起成员间的信任关系以及成员与集体之间的信任关系,最终实现互利互惠的合作。

用文献计量研究重塑政策文本数据分析——政策文献计量的起源、迁移与方法创新

政策文献计量是一种量化分析政策文献的结构属性的研究方法,该方法将文献计量学、社会学、数学、统计学等学科方法引入到政策分析中,以揭示政策主题、目标与影响,政策主体的合作模式,以及政策体系的结构与演进。政策文献计量起源于文献计量,但不止是文献计量方法在政策文献中的迁移(如时间序列分析、共词分析、网络分析等),也是对文献计量方法的创新(如参照分析、分布规律、知识扩散等)。政策文献计量适用的研究问题包括:政策分布特征(包括时间分布、效力级别分布、文种分布等)、政策主题变迁、政策主体合作模式、政策体系的结构与演进等。从研究方法上看,政策文献计量属于描述性推论,即利用观察值来推导难以直接观察到的结论。最后,总结了政策文献计量的优势与劣势,并展望了发展趋势。

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居民的垃圾分类与回收关乎城市的治理水平,也是破解当前我国"垃圾围城"困境的出路。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是以发达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且基本上是国外文献,国内相关研究匮乏。本文针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重新建构更加系统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探讨影响我国城市垃圾分类的宏观政策层面和微观个体层面的各类因素。基于HZ市JB街道7个社区的大样本分析,一方面验证了分析框架的有效性,为实证分析严重不足的国内研究提供了文献上的补充;另一方面,识别了非正式回收系统,并论证了其在城市垃圾分类中的积极作用,完善了既有的理论模型,增强了模型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本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而且相关结论与建议对面临垃圾分类与回收困境的地方政府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居民的垃圾分类与回收关乎城市的治理水平,也是破解当前我国"垃圾围城"困境的出路。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是以发达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且基本上是国外文献,国内相关研究匮乏。本文针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重新建构更加系统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探讨影响我国城市垃圾分类的宏观政策层面和微观个体层面的各类因素。基于HZ市JB街道7个社区的大样本分析,一方面验证了分析框架的有效性,为实证分析严重不足的国内研究提供了文献上的补充;另一方面,识别了非正式回收系统,并论证了其在城市垃圾分类中的积极作用,完善了既有的理论模型,增强了模型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本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而且相关结论与建议对面临垃圾分类与回收困境的地方政府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政策文献量化研究:公共政策研究的新方向

本文厘定了政策文献量化研究的概念和范畴,政策文献量化研究将内容分析法、文献计量、网络分析、图论、知识图谱等相关研究方法引入政策分析领域,并根据政策文献内容与外部结构要素的特性,对相关量化研究方法进行拓展与创新,从而实现政策文本内容语义的编码分析、以及对大样本量、半结构化政策文本的计量分析,揭示政策主题的变迁、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组合、政策过程的主体合作网络等公共政策研究问题。并运用政策文献量化研究,结合质性研究方法,对政策变迁、府际关系、政策关联等进行了研究示例,可实现对质性研究的判断进行补充、验证与完善,可进行客观、可重现、可验证的公共政策分析。

用文献计量研究重塑政策文本数据分析——政策文献计量的起源、迁移与方法创新

政策文献计量是一种量化分析政策文献的结构属性的研究方法,该方法将文献计量学、社会学、数学、统计学等学科方法引入到政策分析中,以揭示政策主题、目标与影响,政策主体的合作模式,以及政策体系的结构与演进。政策文献计量起源于文献计量,但不止是文献计量方法在政策文献中的迁移(如时间序列分析、共词分析、网络分析等),也是对文献计量方法的创新(如参照分析、分布规律、知识扩散等)。政策文献计量适用的研究问题包括:政策分布特征(包括时间分布、效力级别分布、文种分布等)、政策主题变迁、政策主体合作模式、政策体系的结构与演进等。从研究方法上看,政策文献计量属于描述性推论,即利用观察值来推导难以直接观察到的结论。最后,总结了政策文献计量的优势与劣势,并展望了发展趋势。

共享单车:互联网技术与公共服务中的协同治理

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出现给传统公共服务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提供了机遇。在我国,城市交通"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需求和移动支付、GPS卫星定位等技术催生了一种世界首创的新兴出行方式——共享单车,推动了政府主导的公共自行车服务向市场主导的共享单车服务的彻底转变。共享单车在回应公民需求,带来出行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了停放秩序、用车安全、交通规划、市场竞争、押金管理风险等问题,为城市治理带来极大挑战。通过对共享单车发展现状及其深层次管理问题的分析发现,政府需要解决规则制定、行业监管、基础设施配套、政策引导等问题,形成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治理,从根本上解决"最后一公里"的世界性难题,推进城市现代交通体系建设。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研究:回顾与前瞻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命题的提出,大大激发了学术界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研究的兴趣。本文从研究背景、基本概念、研究发展脉络和主要研究问题等方面对目前国内外有关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与评述,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