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学报

协同动力调适：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政企协同持续逻辑——基于成都的历时性研究

智慧城市何以实现数据协同？——以中新天津生态城为例的机制解析

环境数据要素共享何以推动府际常态化协作治理——来自区域协同减污降碳的经验证据

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演进的理论探索——以《公共管理学报》三个十年为切口的分析

现场推进会何以推进：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中的“现场主义”

选择性的责任边界：基本公共服务的福利瞄准偏差及其解释——基于基本养老服务实践的案例研究

在党中央强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的背景下，地方基本公共服务治理转变“看得见管不着”与不作为等固有问题，但是服务供给却未按预期般改善，呈现政府投入增加但需求未得到有效满足的供需矛盾。以F市、B市、N市的基本养老服务实践为例，研究发现，基本公共服务呈现向非“弱者”倾斜的福利瞄准问题，具体表现为风险错保偏差与逆向调节偏差。地方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治理中遵循风险规避与晋升竞争两种逻辑，呈现选择性的责任边界。在风险规避逻辑下，地方政府不仅保守逐底，也会随从逐顶，采取与本地区需求不相匹配的做法，产生供需错位，导致风险错保偏差。在晋升竞争逻辑下，地方政府通过主动筛选以及与市场主体互利互惠机制打造“福利政绩”主动逐顶，损害了服务的公共价值，导致逆向调节偏差。本研究提出“选择性的责任边界”理论框架，强调地方政府的工具理性在其治理逻辑塑造中的作用，拓展了对基层政府责任的解释，揭示了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对基本公共服务治理有效性的影响，为基本公共服务的福利瞄准偏差提供了有效解释。

从运动式到制度化：医防协同创新困境与组织信任重构——基于上海市T区的案例观察

未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的外源压力推动我国城市治理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模式的系统性变革，疾病预防控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需求则催生医疗卫生系统面向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防协同创新。本研究基于组织视角构建医防协同创新主体的组织交互信任分析模型，通过上海市T区推动落实疾控监督员制度的案例观察，解构阻碍医防主体建立信任，实现公共卫生职能嵌入，进而由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运动式响应转向制度化响应的困境。本文从职能的模糊界定与重复履行、政策工具嵌入的合法性缺失、公共卫生职能辐射范围的拘囿与多重主体交织的利益博弈四个维度展开困境分析，并引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提出构建适应性医疗卫生系统。该系统以实现松散关联与有机管理为目标，从组织调适与需求导向维度调适医疗主体和公共卫生主体的结构、制度、信息与利益要素，以实现对外部复杂环境的动态调适，推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工作中的运动式治理成果的制度化，达成医疗卫生系统医防协同新稳态，为未来风险情境下的“平”“战”转换提供组织准备。

双向挤压：乡镇政府执行中的策略行为研究

政策执行中的策略选择不仅直接关涉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也深刻影响精准施策的实际成效。经典执行研究将地方政府的策略行为归因于压力型体制的塑造，相对忽略了政策目标群体对执行主体策略选择的潜在影响。尤其对于处在国家与社会交汇点、直面公众的乡镇政府而言，其策略行为的发生及演化机制更为独特。通过对某镇耕地恢复执行过程的案例探索，发现乡镇政府的策略行为是自上而下科层压力与自下而上民意压力共同形塑的结果。在双向挤压结构中，乡镇政府兼具政策代理人与民意代理人双重身份，面临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角色摩擦困境，策略行为继而成为其在实践理性下的权变选择，且形态在不同阶段随两种压力变化呈现差异化面向。本文纳入社会民意压力作为核心变量，构建了“双向挤压”理论框架，拓展了压力型体制的解释边界，刻画了基层政策执行的复杂图景与治理韧性，为精准施策提供了潜在优化路径。

制度化共治：经开区与行政区空间协同治理的演进逻辑——基于C经开区的过程追踪研究

经济技术开发区从单体开发转向跨域开发催生的空间治权冲突是制约区域高质量发展与高效能治理的关键难题。既有研究多聚焦空间协同治理的静态模式，对开发空间扩张情境下协同治理的制度化演进关注不足。运用过程追踪法，基于C经开区与行政区协同治理实践的纵深分析，揭示开发空间扩张推动协同治理制度化演进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C经开区与行政区的协同治理经历项目化共治、组织化共治和一体化共治三个阶段，制度化程度渐次提升。开发空间扩张通过情境建构、组织重构、权责利共构三个部件推动协同治理体系持续迭代。情境建构营造共治环境，组织重构塑造共治结构，权责利共构奠定共治基础。跨时期、跨情境、跨主体的稳健性检验证实了开发空间扩张驱动协同治理制度化演进的机制。“制度化共治”拓展了功能性治理单元与行政组织体系互动的理论认知，为中国情境下跨域空间协同治理创新提供了实践启示。

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模式何以持续转型：基于危机学习的新解释

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模式的持续转型是一个在过去的基础上渐进迭代的危机学习过程，但已有研究多停留在宏观规范层面的抽象范畴，在其“纵向动态演进过程”和“系统多维结构层次”上尚缺乏洞见。基于危机学习理论，构建多层交互的结构过程模型，试图揭示危机学习驱动城市公共安全治理转型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模式持续转型是危机学习驱动行动调整、规则再造和价值重塑的复合结果，遵循着“一阶技术应用层-二阶管理变革层-三阶心智优化层”的结构化的作用层次，以及“自低到高”的渐进递归、“自高到低”的逐层下沉、“跨层跳跃”混合反馈的过程化的复杂交互机制。这种危机学习的多层交互的结构过程耦合机制，是理解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模式渐进变革的理论密码。文章从智慧安全、协同安全和本质安全角度梳理了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的历程，将对危机学习的作用机制理解拓展至动态、非线性的复杂系统视角之中，从微观实证层面提供了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模式持续转型的危机学习新解释。

政策文献量化研究:公共政策研究的新方向

本文厘定了政策文献量化研究的概念和范畴,政策文献量化研究将内容分析法、文献计量、网络分析、图论、知识图谱等相关研究方法引入政策分析领域,并根据政策文献内容与外部结构要素的特性,对相关量化研究方法进行拓展与创新,从而实现政策文本内容语义的编码分析、以及对大样本量、半结构化政策文本的计量分析,揭示政策主题的变迁、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组合、政策过程的主体合作网络等公共政策研究问题。并运用政策文献量化研究,结合质性研究方法,对政策变迁、府际关系、政策关联等进行了研究示例,可实现对质性研究的判断进行补充、验证与完善,可进行客观、可重现、可验证的公共政策分析。

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源起、架构与研究问题

政府绩效管理兴起二十多年来,已由西方国家应对财政和信任危机、提高行政效率的工具拓展为各国政府改革和创新的重要内容,新公共管理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优势在其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但其理论缺陷和实践中的困惑,特别是在公共价值方面的冲突使学术界的探索从未停止过。本文通过对中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实践案例考察,从制度变迁和公共行政学术史两个层面的质性研究,提出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体系框架。文章首先从"公共性"、"合作生产"和"可持续"三个方面对新公共管理背景下的政府绩效管理进行了反思,认为公共价值对政府绩效合法性具有本质的规定性。其次,初步论证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的两个基本命题——政府绩效是一种社会建构、产出即绩效;认为只有来源于社会的政府绩效才能获得合法性基础,也只有根植于社会的政府绩效才能产生其可持续提升的需要,这是政府绩效管理的根本动力;而在政府绩效价值建构基础上的科学管理,才能保证政府产出与社会需求的高度一致,充分体现科学管理的价值。再次,从这两个基本命题出发,以价值管理和管理科学理论为基础,构建起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模型,并对模型中政府绩效的价值建构、组织管理和协同领导系统等主要内容进行了阐述。最后,从模型如何"落地"、政府绩效管理的价值分析和研究拓展等方面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网络治理:公共管理的新框架

近年来,网络治理是西方国家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前沿课题,网络治理的理论主张、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是文章的研究中心。在疏理和整合当前网络治理研究的基础上,文章指出,政策网络理论与治理理论的结合,促成了行动者中心制度主义和管理复杂网络两种流派的形成,倡导网络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致力于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和互利互补的合作;网络治理的治理结构是不同于市场(自愿)与科层(强制)的复杂结构,网络是一个有着共同价值诉求的自组织系统,它不同于市场中自愿的个体行为,又不同于科层的命令服从体系;网络治理的治理机制在于信任机制和协调机制的培育,信任机制是网络的运作基础,其地位类似于市场的价格机制或科层的权威机制,而信任机制的落实,又需要回到协调机制的构建上,只有在价值协同、信息共享以及诱导与动员等方面建立起良好协调机制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培育起成员间的信任关系以及成员与集体之间的信任关系,最终实现互利互惠的合作。

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居民的垃圾分类与回收关乎城市的治理水平,也是破解当前我国"垃圾围城"困境的出路。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是以发达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且基本上是国外文献,国内相关研究匮乏。本文针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重新建构更加系统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探讨影响我国城市垃圾分类的宏观政策层面和微观个体层面的各类因素。基于HZ市JB街道7个社区的大样本分析,一方面验证了分析框架的有效性,为实证分析严重不足的国内研究提供了文献上的补充;另一方面,识别了非正式回收系统,并论证了其在城市垃圾分类中的积极作用,完善了既有的理论模型,增强了模型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本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而且相关结论与建议对面临垃圾分类与回收困境的地方政府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用文献计量研究重塑政策文本数据分析——政策文献计量的起源、迁移与方法创新

政策文献计量是一种量化分析政策文献的结构属性的研究方法,该方法将文献计量学、社会学、数学、统计学等学科方法引入到政策分析中,以揭示政策主题、目标与影响,政策主体的合作模式,以及政策体系的结构与演进。政策文献计量起源于文献计量,但不止是文献计量方法在政策文献中的迁移(如时间序列分析、共词分析、网络分析等),也是对文献计量方法的创新(如参照分析、分布规律、知识扩散等)。政策文献计量适用的研究问题包括:政策分布特征(包括时间分布、效力级别分布、文种分布等)、政策主题变迁、政策主体合作模式、政策体系的结构与演进等。从研究方法上看,政策文献计量属于描述性推论,即利用观察值来推导难以直接观察到的结论。最后,总结了政策文献计量的优势与劣势,并展望了发展趋势。

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居民的垃圾分类与回收关乎城市的治理水平,也是破解当前我国"垃圾围城"困境的出路。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是以发达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且基本上是国外文献,国内相关研究匮乏。本文针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重新建构更加系统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探讨影响我国城市垃圾分类的宏观政策层面和微观个体层面的各类因素。基于HZ市JB街道7个社区的大样本分析,一方面验证了分析框架的有效性,为实证分析严重不足的国内研究提供了文献上的补充;另一方面,识别了非正式回收系统,并论证了其在城市垃圾分类中的积极作用,完善了既有的理论模型,增强了模型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本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而且相关结论与建议对面临垃圾分类与回收困境的地方政府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政策文献量化研究:公共政策研究的新方向

本文厘定了政策文献量化研究的概念和范畴,政策文献量化研究将内容分析法、文献计量、网络分析、图论、知识图谱等相关研究方法引入政策分析领域,并根据政策文献内容与外部结构要素的特性,对相关量化研究方法进行拓展与创新,从而实现政策文本内容语义的编码分析、以及对大样本量、半结构化政策文本的计量分析,揭示政策主题的变迁、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组合、政策过程的主体合作网络等公共政策研究问题。并运用政策文献量化研究,结合质性研究方法,对政策变迁、府际关系、政策关联等进行了研究示例,可实现对质性研究的判断进行补充、验证与完善,可进行客观、可重现、可验证的公共政策分析。

共享单车:互联网技术与公共服务中的协同治理

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出现给传统公共服务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提供了机遇。在我国,城市交通"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需求和移动支付、GPS卫星定位等技术催生了一种世界首创的新兴出行方式——共享单车,推动了政府主导的公共自行车服务向市场主导的共享单车服务的彻底转变。共享单车在回应公民需求,带来出行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了停放秩序、用车安全、交通规划、市场竞争、押金管理风险等问题,为城市治理带来极大挑战。通过对共享单车发展现状及其深层次管理问题的分析发现,政府需要解决规则制定、行业监管、基础设施配套、政策引导等问题,形成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治理,从根本上解决"最后一公里"的世界性难题,推进城市现代交通体系建设。

用文献计量研究重塑政策文本数据分析——政策文献计量的起源、迁移与方法创新

政策文献计量是一种量化分析政策文献的结构属性的研究方法,该方法将文献计量学、社会学、数学、统计学等学科方法引入到政策分析中,以揭示政策主题、目标与影响,政策主体的合作模式,以及政策体系的结构与演进。政策文献计量起源于文献计量,但不止是文献计量方法在政策文献中的迁移(如时间序列分析、共词分析、网络分析等),也是对文献计量方法的创新(如参照分析、分布规律、知识扩散等)。政策文献计量适用的研究问题包括:政策分布特征(包括时间分布、效力级别分布、文种分布等)、政策主题变迁、政策主体合作模式、政策体系的结构与演进等。从研究方法上看,政策文献计量属于描述性推论,即利用观察值来推导难以直接观察到的结论。最后,总结了政策文献计量的优势与劣势,并展望了发展趋势。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研究:回顾与前瞻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命题的提出,大大激发了学术界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研究的兴趣。本文从研究背景、基本概念、研究发展脉络和主要研究问题等方面对目前国内外有关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与评述,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