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共管理学报》的三个十年为观察切口，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公共管理知识体系的演化轨迹，并提出构建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探索。通过主题聚类与语义抽取，揭示了第一个十年在科学主义与量化研究主导下形成的“变量世界”知识结构；第二个十年在对“孔德陷阱”的集体反思中回归到真实世界的治理场景，形成以机制解释与案例深描为特色的“问题自主-理论自主”路径。本文进一步提出，未来十年公共管理学科适应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三大机制：国家战略导向的政策引导机制、知识生产方式变革的认识论机制以及人工智能形塑的方法论机制，并据此探索了重建公共管理的概念体系、方法体系和理论结构。研究认为，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应呈现为一个具有元理论基础、中层机制族群与经验研究生态共同构成的复合结构，并在智能时代面临人机互动的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变革，从而从传统治理解释逻辑转向对“人-机-制度”三元耦合治理机制的理论阐释。同时，期刊的使命和功能需要在迎接智能时代的历史关口实现再定位，承担理论引领、范式校准与学术共同体连接的功能。
<正>《公共管理学报》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的学术性期刊，面向全国发行；办刊原则是“求道无篱，经世致用”；刊载公共管理领域的论文，主要研究范围包括：政府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部门管理、公共卫生管理、社会保障等；在研究方法上注重以事实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强调文章在中国场景的适用性和应用价值；字数以15000字左右为宜。
在区域环境治理协同指示下，现有研究主要聚焦纵向与运动式协作治理，而对数字化背景下横向常态化协作治理研究不足。本文基于制度集体行动框架，以区域协同减污降碳为代表，构造了30420个“城市对”观测值，并使用DML与DID模型，检验环境数据要素共享影响府际常态化协作治理的机制与效应。研究得出：第一，环境数据要素共享能通过府际制度、技术与产业协作，促使区域在减污降碳上作出协同响应，且能实现污与碳排量与强度双控目标；第二，扩大数据共享规模、增强共享时效与优化共享方式，均能提升减污降碳这一协作治理效能；其中优化共享方式作用最强；第三，提升横向竞争压力、知识产权保护与绿色产业禀赋，能够增强环境数据要素共享的区域协同减污降碳效应，这既源于横向竞争压力与绿色产业禀赋对共享方式优化的倒逼与支撑，也源于知识产权保护对大规模、高频共享数据的价值挖掘；第四，其既能增强区域在扩绿增长方面的协同响应能力，还能扭转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的治污负外部效应，促进全域减污降碳。本文探索了数字化背景下基于环境治理实践的府际常态化协作治理机制及效应，为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政策设计提供新思路。
跨域合作常因资源强弱失衡而陷入困局。既有研究多聚焦于资源差异下非对等合作何以可能，却少有研究关注合作启动后弱势方参与区域价值共创的执行过程。本文基于M市政务服务同城化建设的案例分析发现，资源弱势并不代表弱执行，资源利用能力进阶与价值共创阶段目标的动态匹配是合作效益生成的关键。弱势方通过三重机制实现逆势价值共创：一是借势增能，利用区域目标合法性下的场景创设，拼凑存量资源，触发区域合作价值响应；二是顺势裁量，通过区域需求与个体资源约束匹配下的制度规训，编排增量资源，优化区域合作价值生产；三是乘势相济，建构内外互嵌与内部解耦的价值杠杆，协同整合资源，推进区域合作价值共享。本文突破以弱协强的攀附型合作预设，强调弱势方的资源能动，拓展降低交易成本即可达成合作的线性思维，建构了因势利导的分析范式，为理解非对等区域合作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在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的当下，“数据协同”已成为全球公共治理的共性难题，尤其是在以“条块分割”为特征的中国行政体制中，跨部门的数据共享与交互更受到深层次制度约束。然而，基于同样的制度条件，部分城市却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实现了系统性、规模化的数据协同。为了探究其背后的实现逻辑，本文以中新天津生态城为例，进行深度案例考察与机制解析。研究发现，破解协同困境的关键不在于传统科层制的修补，而在于治理模式的革新。生态城在既有职能体系之外构建了一个以任务为导向的“权力中枢”，该中枢通过绩效指标的刚性契约、“城市大脑”的技术赋能、外部联盟的风险分担，重塑了部门权力结构，使功能分散的组织机构整合为协调统一的治理体系。本文据此提出“统合性权力”概念，用以刻画这一与数字技术深度嵌合的复合权力形态，反映地方治理由“分权竞争”向“集权统合”的范式转变，进而揭示数字时代中国治理能力的演化路径。
激活内生发展动力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条件。在城乡融合背景下，乡村精英由城市向乡村的流动有助于激活内生动能，进一步助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但现有研究对其转化机理缺乏系统性阐释。本文以贵州省S村为案例，整合嵌入性理论和新内生发展理论，深度解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机理。研究发现，乡村精英受到城乡推拉力及个体特征的影响选择回嵌村庄，具体通过资本嵌入、关系嵌入和组织嵌入的途径回嵌。三重嵌入合力推动乡村的创新性变革、内外部联动以及乡域一体化，进而释放乡村内生发展动能，传导性助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并促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产生。本文揭示了内生发展动能在精英回嵌行为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间发挥传导作用，延伸了新内生发展理论的本土化解释链条，并拓展了嵌入性理论研究的互动性视野，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创新性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启发。
指标作为国家现代治理体系的一项核心工具，在实践中常面临“数据达标而问题未解”的悬浮困境。现有研究多将此归结于指标执行的偏差，而鲜有关注指标幕后的制度权力作用。本文从指标控制权出发，对A市绩效考核案例进行追踪研究，发现上级政府通过指标生产权、验收权与激励权构建标准化治理程序，但控制权的非均衡性却造成层级间指标控制权的失配。具体表现为封闭生产与行为生成的不适配、形式验收与绩效呈现的不适配、失衡激励与动力维持的不适配。由此造成基层行动者行为生成的偏差、绩效呈现的美化与动力维持的消退，并最终形成指标悬浮从产生到强化的持续循环。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指标悬浮并非偶发偏差，科层制的指标控制逻辑与指标治理的精细化限度共同塑造了其普遍性。本研究结论不仅为观察地方政府内部治理机制的运作逻辑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分析视角，也为实现指标治理机制的优化提供了实践启示。
政企协同是推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关键路径，然其何以持续尚未得到充分探讨。为回应这一问题，本文采取协同持续研究的动态适应视角，基于成都2017年以来的数据要素开发实践开展历时性研究。凭借平台搭建与制度破局、场景驱动与信任积累、制度完善与生态耦合的动态适应策略，成都逐步推动政企协同由初步探索走向扩容深化和系统拓展，这一过程背后隐蕴的是协同动态中目标、激励与约束对主体动力的交互形塑。由分立与整合明确从短期整合到长期协同的目标适配逻辑，借引导与赋权培育从政策驱动到市场共生的渐进激励逻辑，凭迭代与缓释建构从组织博弈到结构调适的动态约束逻辑，政企双方的协同动力被充分激发且长期维续，破解了“情境变迁-动力衰减-合作停滞”的协同怪圈。研究揭示了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政企协同持续的完整演化链条，推动了协同持续研究的理论增进与本土化创新，为实践探索提供了有益参考。
在科层刚性与能力脱嵌的双重约束下，基层政府在应急管理时与社会组织协同不足。本文建构“制度弹性-能力互补”分析框架，指出制度弹性通过分权机制提升基层政府的能动空间，能力互补则通过资源禀赋的优势互补扩展基层政府的资源基础，二者动态耦合形成“战略互嵌型”“契约代理型”“松散权宜型”“责任回避型”四类协同模式。本研究基于四则比较案例，揭示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应急协同的过程机制，其中高制度弹性与高能力互补的“战略互嵌型”模式，通过制度优化供给与社会能力有效整合，表现出显著的应急协同效能。本研究为夯实基层应急体系、提高应急治理能力提供了理论参考。
作为一个集中了主体、资源、创新等多维要素的复杂生态系统，数字平台在驱动应急业务部门打破边界桎梏，实现协同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既有研究多将平台视为提升应急合作能力的技术工具，未能有效揭示其与组织互动所蕴含的深层治理逻辑。基于文献回顾与理论阐释，文章构建“平台赋能-行动者关联-组织调适”的分析框架，对上海市P区“城运中台”在应急管理场景中的应用进行案例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平台中模块化的场景重构、数据的一网联通与界面系统的业务派单模式形塑了不同单元间开放、弹性的交互网络，拓宽了信息传递、共享的链路，实现了横向上的主体联动与功能聚合。跨部门应急协同的发生与持续也依赖于组织内部的适配策略，即权力分配下的规则约束、任务驱动下的关系再造以及分类管理下的资源整合。在科层逻辑主导的应急管理体系中，平台与组织的相互建构驱动关联行动者从僵化的部门边界中分离出来，围绕任务事项形成分布式耦合的治理结构，其核心在于对信息事权与处置事权进行优化与再调整。研究既拓展了对技术组织互构论中行动者间关联机制的理论解释，也为提升应急管理的协同水平提供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