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02期
治理刚性与发展韧性之间的张力如何催生治理创新？——乡村振兴战略下制度张力的调适机制
高飞;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面临着治理刚性与发展韧性的内在张力。治理刚性确保了政策的有效落实，但过强的刚性可能抑制基层发展活力；发展韧性有助于激发内生动力，但过度强调韧性又可能影响政策执行效能。如何在国家战略推进过程中实现刚性与韧性的制度性平衡，是当前乡村振兴面临的关键挑战。本研究通过对C市Y县H村（2013—2023年）案例的深度分析，系统考察政府、市场与村民三类主体互动过程中的制度困境与创新实践。研究发现：第一，制度困境主要表现为治理刚性与发展韧性的结构性矛盾；第二，这种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特征：从初期高刚性低韧性，到中期平衡探索，再到后期动态协调；第三，制度创新是化解这一矛盾的调适机制，主要通过分层治理、弹性执行和协同参与等制度安排实现。本研究为理解乡村振兴中的治理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资源约束型乡村产业新内源发展的过程与机制——基于“政府-市场-集体”协同视角的案例研究
杨威;傅新红;刘宇荧;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资源约束型乡村，其产业发展困境更具特殊性，通常无法依靠自身力量突破发展困局。然而，在中国乡村发展实践中，政府、市场、集体的协同为这类乡村的产业提供了兼具内外整合性、农民主体性和制度多元性的新内源发展范式。基于四川省遂宁市卧牛寺村的案例研究，揭示了政府、市场、集体协同推动资源约束型乡村突破产业发展困局的机制，研究发现：政府在这一实践中由赋能者角色逐步转向监管者角色；市场主要发挥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功能；集体则作为联结并调节政府、市场与村民关系的枢纽。三者的协同在本质上是政府逻辑、市场逻辑和村社逻辑的互补，通过产业动能转换、产业链路赋能和权责动态分配，切实回应了新内源发展的内在要求，有效推动了资源约束型乡村产业的新内源发展。本文结论旨在为当下广泛存在的资源约束型乡村提供产业发展的实践性指导和地方性经验，同时为探索政府、市场和集体的良性互动关系提供理论参考。
何以落地生根：乡村治理积分制有效实施的影响因素与机制——基于多案例比较的计算扎根分析
贺璇;管雨;积分制作为一项新兴治理工具在基层广泛推行，其实践成效在地区间呈现显著分化。精准识别其落地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学理前提。本研究以四川省六个典型村庄的积分制实践为基础，全面收集政策文本与田野资料，运用计算扎根方法对多源异构的研究资料进行系统性编码与建模，识别出影响其有效落地的三大核心因素：即制度支持、基层组织能力和村庄社会资本。在此基础上，对三类因素开展交互和类型学分析，提出了理想型、运动型、悬浮型、传统自治型、本土再造型及制度企业家型六种积分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解构了这六种积分制模式的生成逻辑、影响因素、转化机制，提出积分制效能实现的关键接点与完善路径，拓展和丰富了乡村治理制度创新的理论维度和实践内涵。
复杂网络演化博弈视角下区域政策网络的联盟互动与策略演化——基于成渝地区的经验解释
丁煌;廖臻;在区域协调发展新阶段，多元利益群体间集体行动的达成机制成为研究核心，其关键在于政策联盟的动态识别与策略解析。基于复杂网络演化博弈拓展“网络结构-群体行为”复合视角，构建“遵循意愿-执行能力”政策联盟识别框架，援引“合纵连横”传统博弈智慧剖析成渝政策网络中的政策联盟互动与博弈策略演化。研究发现：区域政策网络中的政策联盟可被识别为核心引领联盟、局部利益联盟、功能导向联盟及边缘游离联盟；联盟互动本质上是合作演进的动态过程，能够推动区域政策网络向多中心、高聚集、短路径的小世界网络结构演进。本研究旨在丰富区域政策联盟的在地化建构，为区域政策研究引入复杂网络演化博弈模型与动态仿真方法提供借鉴。
制度化共治：经开区与行政区空间协同治理的演进逻辑——基于C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过程追踪研究
刘静;高恩新;经济技术开发区从单体开发转向跨域开发催生的空间治权冲突是制约区域高质量发展与高效能治理的关键难题。既有研究多聚焦空间协同治理的静态模式，对开发空间扩张情境下协同治理的制度化演进关注不足。运用过程追踪法，基于C经开区与行政区协同治理实践的纵深分析，揭示开发空间扩张推动协同治理制度化演进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C经开区与行政区的协同治理经历项目化共治、组织化共治和一体化共治三个阶段，制度化程度渐次提升。开发空间扩张通过情境建构、组织重构、权责利共构三个部件推动协同治理体系持续迭代。情境建构营造共治环境，组织重构塑造共治结构，权责利共构奠定共治基础。跨时期、跨情境、跨主体的稳健性检验证实了开发空间扩张驱动协同治理制度化演进的机制。“制度化共治”拓展了功能性治理单元与行政组织体系互动的理论认知，为中国情境下跨域空间协同治理创新提供了实践启示。
再组织化：赋能型政府驱动产业突破性创新的实践逻辑——基于杭州人工智能产业的案例研究
吴润清;罗连发;本文针对突破性技术领域政府治理的适应性困境，聚焦赋能型政府如何通过“再组织化”驱动产业突破性创新的核心问题，以杭州人工智能产业为案例进行验证。采用嵌入式案例研究与过程追踪法，结合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及多源政策文本分析，揭示赋能型政府再组织化驱动产业突破性创新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在结构维度，政府打破科层壁垒构建“横向整合-纵向贯通”的弹性治理模式，通过领导小组统筹、链长制实施和专班运作重塑跨部门协同机制；在资源维度，政府通过创新“需求图谱-资源清单-要素匹配”模式，将要素精准配置至关键环节以矫正市场失灵；在制度维度，政府建立“沙盒监管-容错创新-动态适配”机制，将结构性势能、资源性动能转化为突破性创新的确定性输出。三者形成“结构驱动-资源反馈-制度调适”的动态耦合，推进“技术突破-场景革命-范式重构”的三阶跃迁。这一发现增进了学界在结构破界、资源精准与制度弹性间寻求动态平衡的理解，既为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提供新的认识，也为政府驱动人工智能产业突破性创新提供一个可行的实践方案。
“双碳”目标导向下城市社区更新治理协作机制何以生成？——基于J社区“C40绿色繁荣社区项目”的案例分析
陈世香;吴逸菲;阐明“双碳”目标导向下城市社区更新治理的协作机制生成逻辑，对推进基层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实践价值。本研究基于协作治理体制理论，构建可持续协作治理机制分析框架，结合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访谈等方法，对J社区“C40绿色繁荣社区项目”进行探索性案例分析。研究发现：作为外生政策变量的“双碳”目标依托必要的系统环境嵌入城市社区更新治理，通过风险转化机制与利益共生机制等驱动因素激活协作治理窗口，进而经由信任、相互理解、内部合法性和承诺四个时序递进的共享动机要素维系协作的持续运转。研究表明，城市社区更新治理通过构建价值认同机制，将外部政策目标转化为基层治理多元主体协作机制得以生成的内生动力。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阐明了“目标嵌入-动机内化-行动协同”整合性解释路径，系统揭示了城市社区更新治理协作机制从初始生成到可持续运行的全过程动态机理，突破了既有研究对制度环境与主体行为静态关联的理论局限，为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社区治理创新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模式何以持续转型：基于危机学习的新解释
李风山;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模式的持续转型是一个在过去的基础上渐进迭代的危机学习过程，但已有研究多停留在宏观规范层面的抽象范畴，在其“纵向动态演进过程”和“系统多维结构层次”上尚缺乏洞见。基于危机学习理论，构建多层交互的结构过程模型，试图揭示危机学习驱动城市公共安全治理转型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模式持续转型是危机学习驱动行动调整、规则再造和价值重塑的复合结果，遵循着“一阶技术应用层-二阶管理变革层-三阶心智优化层”的结构化的作用层次，以及“自低到高”的渐进递归、“自高到低”的逐层下沉、“跨层跳跃”混合反馈的过程化的复杂交互机制。这种危机学习的多层交互的结构过程耦合机制，是理解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模式渐进变革的理论密码。文章从智慧安全、协同安全和本质安全角度梳理了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的历程，对危机学习的作用机制理解拓展至动态、非线性的复杂系统视角之中，从微观实证层面提供了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模式持续转型的危机学习新解释。
模糊中的部门主义：权威干预生效条件研究——基于A省国企改革案例的分析
凌佳亨;易乐莹;部门主义长期困扰公共治理，严重阻碍政策执行与改革深化。学界常寄希望于权威干预打破僵局，但现实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生效条件亟待厘清。本文立足部门主义的情境性因素，提出制度模糊的分析视角，包括原生的有意模糊、结构模糊、演化模糊与次生模糊。通过对A省三个国企改革的正负面比较案例分析，本文揭示了权威干预生效的条件，即精准诊断部门主义背后的模糊类型，并据此组合运用裁决、重构等策略进行模糊清晰化。对于原生模糊，权威需要开展权变性治理进行引导，对于次生模糊，权威则需要通过强制性干预予以消除。研究超越了权威万能论，深化了对部门主义生成原因的理解，为权威干预的生效条件提供了新解释，区分了权威的“裁决者”与“设计者”角色，强调了权威从权力中心向意义中心转型的重要性。
双向挤压：乡镇政府执行中的策略行为研究
支广东;赵静;政策执行中的策略选择不仅直接关涉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也深刻影响精准施策的实际成效。经典执行研究将地方政府的策略行为归因于压力型体制的塑造，相对忽略了政策目标群体对执行主体策略选择的潜在影响。尤其对于处在国家与社会交汇点、直面公众的乡镇政府而言，其策略行为的发生及演化机制更为独特。本文通过对某镇耕地恢复执行过程的案例探索，发现乡镇政府的策略行为是自上而下科层压力与自下而上民意压力共同形塑的结果。在双向挤压结构中，乡镇政府兼具政策代理人与民意代理人双重身份，面临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角色摩擦困境，策略行为继而成为其在实践理性下的权变选择，且形态在不同阶段随两种压力变化呈现差异化面向。本文将社会民意压力作为核心变量，构建了“双向挤压”理论框架，拓展了压力型体制的解释边界，刻画了基层政策执行的复杂图景与治理韧性，为精准施策提供了潜在优化路径。